编译/田颖

　　美国国会山警察（United States Capitol Police）是美国联邦警力，主要职责是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阻止并调查犯罪活动，以及维持国会附近区域建筑、公园及主干道的交通秩序。国会山警察在国会大厦广场范围内享有专属管辖权；在国会建筑群周围大约200个街区的范围内，与美国公园警察（United States Park Police）及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享有共同管辖权。另外，国会山警察还负责保证国会议员、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全美范围（包括领地、属地及哥伦比亚特区）内的安全。
　　事件回顾

　　2021年1月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集会，其中一部分人当天下午集体前往国会山，暴力突破安保系统，闯入美国国会大厦，参众两院联席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进程被迫中断。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有4人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被国会警察射杀的暴徒阿什利·巴比特、两名心脏病发作的人和一名死于服药过量的人。此外，当天约有140名警察受伤，5名警察在骚乱后的几个月内死亡。国会山骚乱发生两年后，与之有关的950多人被捕。《纽约时报》的数据称，其中的18人被控共谋暴乱罪，他们都是美国极右翼组织“誓言守护者”和“骄傲男孩”的成员；284人被控殴打或反抗警察罪；295人被控妨碍国会正式程序。报道称，迄今为止提出的大部分指控都是轻微罪行，最高刑期为6个月监禁，许多被告只被判入狱几周，或者根本没有入狱。2022年9月，纽约市前警察托马斯·韦伯斯特因在国会大厦用旗杆袭击警察，被判处10年监禁，这是迄今为止国会山骚乱案中最重的刑罚。
　　2022年12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独立调查报告，称骚乱发生并非特朗普的责任，而是国会山安保工作失职。
　　骚乱事件震惊全美及国际社会。很多亲历骚乱的警察说，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身体、精神和生活。

　　骚乱发生，特朗普支持者进攻国会大厦

　　2021年1月6日，大量人群聚集在国会大厦前，31岁的国会山警官卡罗琳·爱德华兹奉命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值守，面前站着黑压压一片的特朗普支持者。突然，人群骚动起来，情绪失控，犹如小雨突然间变成了冰雹。一声刺耳的喇叭声刺破人群的喧闹声，人群的呼喊声汇聚成口号：“美国！美国！”身高1.62米的爱德华兹竭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气势。她与其他四名警官双手叉腰，并肩站在护栏后面。站在她面前的一个男人猛地脱下夹克，将他的红色MAGA帽子（MAGA小红帽，是特朗普标志性的小红帽，“MAGA”代表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向后一转，和周围的人群一起开始将护栏向前推，而警察为了保持平衡，奋力向前顶住护栏。
　　一位站在附近的警官转过头，正看到一名骚乱者举起护栏砸向爱德华兹。她瞬间倒在地上，头撞在混凝土地面上——一场血腥的激烈冲突就此开始。这是自1814年英国人烧毁国会大厦以来对国会大厦最严重的袭击。人群号叫着、咆哮着，冲过路障，那名警官对着无线电高声呼叫，命令锁上国会大厦的所有大门。
　　爱德华兹支撑着站起身来，她一阵头晕目眩，靠在栏杆上寻求身体支撑。她的警帽掉在了地上，头发凌乱。骚乱者们冲过障碍物，附近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回击。大厦四周的警察在无线电中听到了一声痛苦的呼喊，一个他们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呼喊声：“救命！”
　　国会大厦的另一侧，身高2米的前橄榄球运动员哈里·邓恩曾是爱德华兹的教官，他听出那是爱德华兹的声音。很多国会山警察都曾在邓恩手下接受训练，他和警察学员之间更像是亲密的朋友。他向大厦西侧跑去。
　　国会大厦内，靠近游客中心的地方，德文·高迪正穿上他的防暴装备，他也听到了爱德华兹疯狂而尖锐的求救声。他的小队冲过大厅，跑下楼梯，冲出大楼西侧的大门，眼前的一幕让他怀疑自己是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在他面前奔跑、推搡。站在为就职典礼搭建的木制演讲台上，他感觉自己在为眼前一群残暴的观众做着表演。人们向他投掷易拉罐、彩弹球、嘶嘶作响的燃烧瓶。他看见一名暴徒挥舞着一把斧头，刀刃上缠着美国国旗。
　　有经验的防暴警察知道，在进入战斗前要摘掉写有他们名字的胸牌。但是高迪，一名入职不满三年、瘦高的27岁警察，没有想到摘掉胸牌。一名骚乱者冲着他尖叫：“嘿，高迪！看看高迪！”“你害怕了，高迪！”高迪的上司，42岁的阿奎利诺·戈内尔是一名伊拉克战争老兵，他就在高迪旁边，可是他正在阻挡激动的人群向里面冲，无法抽身。听到辱骂声，高迪感到浑身冰凉，恳求似的看着自己的上司。可是戈内尔能为他做什么呢？戈内尔看到一名骚乱者用力拉扯高迪手中的盾牌。拉扯中，高迪的头部被自己的盾牌重击了好几次。最终，骚乱者手中的一根旗杆砸中了他，让他陷入了昏迷。另一名警官将他拖进国会大厦，他暂时安全了。
　　混乱中，戈内尔的队员们已经被捣乱者冲散，不见踪影。他当时还不知道，在大楼西侧入口附近的警察中，只有他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手里还握有盾牌，其他警察的盾牌要么在骚乱中被夺走，要么被打落在地，有的警察压根就没有盾牌。一名骚乱者用警棍狠砸他的手。他在门口苦苦支撑，快要坚持不住了。戈内尔一脚踩在一堆被有毒喷雾弄湿的盾牌上，滑倒了。担心暴徒会抓住他的腿、他的盾牌和他的手臂，不等他站起来就把他“五马分尸”，像被卷入洪水的人一样，他慌乱地想要抓住身边任何的物品，混乱中不知抓住了谁的腿。
　　不知道是过了一个小时还是几天，爱德华兹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她终于镇定了下来，在国会大厦地势较低的西露台上和同事们一起与骚乱者战斗。有人将化学喷雾直接喷到了她和布赖恩·西尼克的脸上。她抬手去遮住眼睛，刺痛令她痛苦地弯下了腰，脚步踉踉跄跄。西尼克撤回大厦冲洗眼睛，之后又回到了战斗中。另一名警官护送爱德华兹离开现场接受治疗，她的肺部被有毒喷雾灼伤。
　　戈内尔和大厦西侧的其他警察奉命全部退入国会大厦。进入大厦后，戈内尔和同事们立刻守住大门。他的队员——安东，一名34岁的海军退伍军人，大喊道：“他们在大厦里！”骚乱者从西露台入口附近的内部楼梯向他们冲过来。安东跑上两层楼梯，用盾牌把暴徒推回楼梯，脑子里充满了疑问：“我会死在这里吗？如果我死在这里，最后看到的会是这些恶魔般的面孔吗？我能不能开枪？霍伊特怎么样了？”
　　伦诺克斯·霍伊特是安东在警队里的好友，32岁，美国陆军退伍军人，曾在阿富汗担任宪兵。混乱中他们失散，安东事后得知，霍伊特这天的经历更加可怕。他被骚乱者拉进了人群，防弹背心等装备被全部扯掉。有人用铁管打他的手；一名暴徒举着一块脚手架向他砸过来，幸好他躲闪及时。他和另一名警察被困在就职典礼舞台下方的围栏里，成为他们的掩体。已经受伤的霍伊特在那里被困了几个小时，一群暴徒一直试图闯进去，化学喷雾在头顶的木板之间如雨点般落下，他们冲不出去。
　　安东的另一名队友，多米尼克·特里科奇这天轮休，但是接到短信得知国会大厦发生骚乱后，他立刻赶到了现场。战斗中，他冲进人群试图帮助另一名被围堵的警察。“叛徒！叛徒！”骚乱者高喊口号，化学喷雾让他不停地流泪，悲伤和恐惧的泪水也夹杂其中。他被扔过来的一段护栏砸中，从石阶上摔了下去。石头上沾满了鲜血、催泪瓦斯和化学喷雾剂，滑溜溜的。一名留着胡子的大个子警察也重重地摔在台阶上，一名同事扑倒在他身上，用身体护住他的佩枪。踩踏中，他的手骨折了。
　　此时，哥伦比亚特区大都会警察赶来增援。哈里·邓恩警官赶到国会大厦西侧，在西边草坪旁守住防线。他站在人群上方的一个平台上，步枪瞄准了一群投掷烟幕弹并挥舞着邦联旗帜的骚乱者。像那天几乎所有的武装警察一样，出于克制但也是出于恐惧，他忍住了没有开枪：如果开枪，有多少持枪暴徒会还击？警察明显寡不敌众。
　　回到大厦内，邓恩站在圆形大厅下面的大厅，阻止骚乱者冲向已经倒在地上的受伤警察。戈内尔的左肩受了重伤，看到邓恩的出现终于松了口气。借助邓恩阻挡暴徒的进攻，戈内尔独臂协助另一名警官将失去知觉而且已经没有了脉搏的罗萨娜·博伊兰抬上楼，准备对她进行心肺复苏术（她后来被宣布死亡）。
　　傍晚时分，在大都会警察的帮助下，国会山警察对大厦内部进行了清理。警察们蹲坐在走廊上，咳嗽得厉害。他们在洗手间外排起长队，等着清洗眼中残留的化学喷雾剂。圆形大厅里，邓恩倚靠在墙上，在同事们面前放声大哭。他痛苦地喊道：“这是美国吗？”
　　国会大厦外，国民警卫队终于抵达。

　　无视情报 毫无准备

　　1月6日之前，安东负责在国会大厦外执行夜间巡逻任务。他一直认为他最大的对手是华盛顿冬季寒冷的夜晚、夏天令人窒息的酷热，还有每天能在国会大厦工作而产生的自满情绪。这份令他引以为豪的工作需要他时刻保持警惕，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即使他从未发现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迹象。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因为骄傲情绪而放松了警惕。其实，并不是每名国会山警察都如此认真地对待工作；有些警察在值夜班时睡觉。但安东认为，因为夜班警察人数少，自己在如此重要的地方工作，责任就越发重大。“干得好，”早上替班的同事常常对他这样说，“大厦还在。”
　　国会山警察从未设想有一天会与一群愤怒的暴徒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像安东这样的退伍军人只占全部警员的15%；许多警察在1月6日之前从未对任何人实施过逮捕，更不用说进行肉搏战了。在执法界，这份工作被认为是既稳定又轻松——平均年薪接近六位数，除此之外还享受联邦福利。国会山警察在面积约0.5平方英里的国会大厦建筑群内为立法者和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他们的日常工作通常是手拿金属探测器在入口、路口等检查站搜查是否有人携带危险品，在迷宫般的建筑周围为新入职的工作人员和游客指引方向，监视针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小型和平抗议活动。
　　直到2020年圣诞节前后，警员们开始频频在电子邮件中收到大量的威胁警告。很多警察以往收到过这样的威胁邮件，警告之后一切如常，没有发生过安全事件，所以大家并不把它们当回事。但是安东已经在警队工作了将近三年，他从未在自己的收件箱中见到过这样的威胁邮件：“你要当心啦！”“我们带着枪来啦！”“有人要受伤啦！”……安东意识到国会大厦可能将要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
　　安东和几名同事，尤其是那些像他一样是退伍军人的警官，对1月6日的人群聚集感到担忧，多次找到他们的直接主管戈内尔，要求他向领导层反映他们的担忧。即使聚集人群中只有一人开枪，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警方应该如何应对？虽然国会山警察的防暴队中只有部分队员接受过使用长枪的训练，但是安东认为，领导层可以制定出战略预案，充分利用这些警察，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其他警员提醒过他们的上级，要注意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帖子。戈内尔不止向一名高层领导汇报了他们的关切和建议，包括他自己的上司，但他得到的回复如出一辙：写成书面报告。他照做了，但无济于事。1月5日，点名时，戈内尔的上司拉尼·布鲁克斯中尉对大家说，她已经应他们的要求向她的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目前没有任何进展。骚乱事件发生后，布鲁克斯通过警方发言人称，她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
　　骚乱发生前三天，一份警方的内部情报报告提到了可能将要发生的安全事件，几乎是预言般的准确：“与之前的选举后抗议活动不同，特朗普支持者6日聚集的目的很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只是抗议示威，目标可能是国会大厦。白人至上主义者、民兵成员和其他积极推动使用暴力的人可能会给执法部门和公众带来极大危险。”
　　然而，国会山警察局的领导层未能向普通级别的警员发布这份情报报告；未能据此情报配备足够警力；未发布指示允许警察使用他们手中最有效的人群控制武器，如眩晕手榴弹，来对抗骚乱者；未能训练足够多的警察使用这些武器；未能为警员配备足够的防暴装备；甚至并未制定应对方案。因为之前已经处理过特朗普支持者的两次选举后集会，未发生安全事件，而且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未发布高级别或紧急警报，国会山警察局的领导层陷入了虚假的安全感。
　　约140名来自国会大厦和大都会警察局以及地方机构的警员在暴力袭击中受伤，其中国会山警察有80多人。国会山警察不仅仅在身体上受到了伤害。大多数被普遍认为不合格的指挥官在骚乱后仍旧担任要职。对领导层缺乏问责令许多警官感到了愤怒，难以平复。
　　在国会大厦被围攻之后的一年里，全体1800名国会山警察中约有135人辞职或退休，比上一年增加了69%。未来五年内将有500多名警官达到退休条件。选择离职的警察表示，国会山警察局的管理早已问题重重，指挥错误不断，1月6日的失败只是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罢了。
　　1月6日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更是让国会山警察遭受身心创痛的灾难。事件加剧了那些以在此工作为自豪的警察对自身工作价值的质疑：保护国会议员，不分党派，只为保卫民主本身？

　　无尽的伤害成为亲历警察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骚乱事件后的第一周里，国会山警员在走过卫生间或是大厦内一些隐藏的小房间时，总能无意间听到哭泣声。安东在同事们的眼中看到了茫然与空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警员们每隔几天就会收到炸弹威胁，本就心有余悸的他们感到了恐惧，让自己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领导层迟迟没有增加装备，一些警员自行购买了防弹头盔。由于人员严重不足，领导层开始号召警员加班，并延长了每个轮班的工作时间。
　　曾经多次被领导层驳回的群体事件风险报告在骚乱发生后被重视了起来。领导层要求防暴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穿戴上他们的“海龟”装备——头盔和盾牌以及全套战术装备——并且加大了人员部署密度。领导层要求国会山警察对一些小型的和平示威也要“武装到牙齿”，严阵以待。1月10日，国会大厦附近举行“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目睹爱德华兹倒下的警司（现已退休）和队员们全副武装地出现在抗议者面前。
　　1月7日凌晨，正准备开始午夜巡逻的防暴队员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在骚乱中受伤的国会山警察布莱恩·斯科尼可医治无效，宣布死亡。点名时，本·史密斯队长非常平淡地认可了外界对国会山警察的批评，并提醒大家，他们不是为了获得公众的赞誉才成为国会山警察；他们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听着他的话，房间里鸦雀无声，队员们被惊呆了。对安东来说，史密斯的话证明，国会山警察领导层在处理6日骚乱的后续工作和他们对待事件发生前的表现一样糟糕。安东当初想要加入的不是一支对明显的危险迹象置若罔闻的警队，也不是一支威吓美国民众的警队。
　　2001年9月11日，还是高中生的安东和同学们挤在学校的电视机旁，看着世界贸易中心的南塔轰然倒塌。母亲的办公室就在大楼的10层。安东在家里惶恐不安地等待消息，担心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那天深夜，疲惫的母亲终于安全归来。妈妈的平安并没有打消他想要保护他人的愿望。这个愿望已经在南塔倒塌的那一刻被激发了出来。毕业后他加入了海军。
　　骚乱几个月后，安东对国会山警察局的失望情绪蔓延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在海军时，我一直负责设备的劳损控制。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在内心里，我一直想要帮助和保护他人，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认为这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在6日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想要做的就是确保国会大厦的安全。可是，史密斯队长7日点名时的讲话刺痛了他。
　　1月9日，警员们的士气再次受到打击：亲历了骚乱的霍华德·利本古德警官自杀身亡。他的妻子瑟琳娜·利本古德在给弗吉尼亚州议员詹妮弗·韦克斯顿的公开信中写道，她的丈夫在6日后被要求“全天候”工作，无法得到休息，严重缺少睡眠。整个警队都被迫进行惩罚性加班。精神受到刺激，还没有来得及恢复的警员们感到筋疲力尽。那些在1月6日当班的警员只获得了两次8小时的轮班假，但是很多警员并没有休假。他们担心，如果仅因为心理原因休假，会给其他同事增加工作压力；也有警员担心休假会影响他们的职务晋升。
　　在工作中，同事间交换受伤同事们的消息。高迪在骚乱中头部遭到攻击，患上脑震荡，在家休息。爱德华兹因化学灼伤和脑震荡回到亚特兰大的母亲家，由母亲照顾。安东的上司戈内尔腿部受伤，但仍然坚持工作，直到疼痛让他无法开车才休息。核磁共振显示，他需要进行脚部骨融合术，并且需要手术修复他的肩膀。多米尼克·特里科奇在骚乱中从台阶上摔下去，在两只小腿上留下了伤口，但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精神状态。他变得意志消沉，对外界不感兴趣，总是感到疲惫、失眠。他无法入睡，也无法规划自己的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闭上眼睛，我便身处无比的黑暗中。”
　　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一贯性格开朗的邓恩感到自己情绪沮丧。他开始将自己隔绝起来，远离同事，独自在车里吃午饭。
　　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者暗示警察是骚乱的同情者，对捣乱者的行为视而不见。邓恩竭力向公众澄清真相（国会山警察和联邦检察官的内部调查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骚乱发生时，警员们不知所措。虽然他们没有能够压制住人群，但是大部分警员表现英勇。他们不是同谋者。但是经调查， 6名警察因其在1月6日的行为受到了内部纪律处分，其中一人因妨碍司法公正受到刑事指控。
　　3月4日晚，安东和特里科奇本应在国会大厦外围巡逻，但是他们接到了新的任务：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要求安排警务人员护送她进入会议厅 。达克沃斯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唯一一位使用轮椅的参议员，她曾在1月6日进入国会大厦时遭到了暴徒的阻拦。
　　安东和特里科奇把这当作国会山警察的职责。他们接受过使用长枪的训练，从军械库领取了两支卡宾枪和弹匣，护送参议员进入了国会大厦。参议员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在进入会议厅前，她提出去洗手间，安东和特里科奇在门前守候。一个人——他们后来得知是一名参议院安全官向他们走过来，情绪非常激动，质问他们到会议厅来干什么。此时，达克沃斯参议员从洗手间出来，说明是她要求他们护送她的（达克沃斯参议员的发言人本·加米萨拒绝置评此事）。她刚进入会议厅，安东的电话响了起来：上司责令他们立即归还武器。他们后来得知，原来是会议厅里的一名参议员向他们的上司投诉，说他们的防弹衣和手中的武器让他感到不舒服了。
　　的确，负责议会厅安全的参议院安全官在工作中一直以来不佩枪。但是，安东曾发誓要用自己的身体保护那些参议员的生命，现在却因为为一位参议员提供护卫而受到训斥。他和特里科奇深切地感到，很多国会议员对国会大厦，或者说整个国家的安全状况没有清楚的认识。
　　特里科奇心中的挫败感不断累积，他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工作时他感到精疲力竭，情绪不稳定，易怒，尤其是他独自一人的时候。3月8日，他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打电话请了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闭门不出，甚至没有力气回复朋友同事给他发送的问候短信。3月13日安东给他发短信说：“嘿，兄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都在找你，我们为你申请了身体检查。我们去家里找过你，但是没人开门。我希望你在家里过得很好。想念你，兄弟。”
　　多米尼克·特里科奇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他开了抗焦虑药和安眠药。然而，药物似乎没有起效，他被一种失败的感觉所吞噬，坚信自己的存在只是在增添别人的负担。他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在呕吐中醒来，肝区剧烈疼痛。小队长联系了他的母亲，特里科奇终于打来电话说他还活着。第二天他回到工作岗位，对小队长讲述了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上交了警徽和配枪。“我对世界失去了感知。”他说。
　　特里科奇暂时离开了警队，回到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莱文顿，和家人们住在一起。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瘫卧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沉默不语。母亲、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继父都是白人，特里科奇的父亲是黑人。家人、邻居们绝大多数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的竞选标语遍布整个社区。在他看来，他们和攻击国会大厦的暴徒一样——都是袭击他的人。
　　有人告诉卡罗琳·爱德华兹，她被从暴徒的手中解救出来，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国会大厦被暴力占领了数小时；同事布赖恩·西尼克受伤后继续战斗，第二天死亡。听到这些，她深感内疚。她恨自己成为第一个倒下、第一个被带走接受治疗的警察。她的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当天所经历的一切，所有这些细节折磨着她。她被内疚的痛苦所啃噬着。
　　爱德华兹绝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她是国会山警察工会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但骚乱后，每当她试图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时，她都会浑身颤抖。她还被诊断患有创伤性脑损伤，总是感到眩晕，失去了平衡感，几乎无法行走。之后的半年多里，她讲话缓慢而吃力。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国会山警察，经历了骚乱后变得脾气暴躁。他们从未感到如此需要彼此的支持，但是两人的状态却都很糟糕。
　　德文·高迪在骚乱中脑震荡，每日昏睡，常被噩梦惊醒。反复的噩梦让他变得易怒。他知道自己已经不是6日之前的那个自己。他变得异常敏感，常常在半夜哭醒，对身边的未婚妻诉说他是多么的害怕。
　　安东习惯把车停在邻近的特拉华大道上。1月6日，一名骚乱者驾车径直撞向国会山警察比利·埃文斯，在安东停车的位置将比利撞倒。4月2日，在国会山警察局任职18年的比利·埃文斯死亡。此后，强烈的恐惧感笼罩着安东，他开始害怕上班。他的家离国会大厦仅有15分钟车程。每天把车停下后，他都要为自己鼓气，心中反复默念着“希望我能通过每一个考验”，然后才能拔出车钥匙，从车里走出来。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他一向身体健康，但骚乱后他每天都会心悸数次。他不得不停止手头的工作，怀疑自己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他睡不安稳，血压和胆固醇都很高。
　　卡罗琳·爱德华兹重返工作岗位后，因为受伤被分配到办公室工作，并且额外承担了一个对她来说很合适的角色：同伴心理辅导员，一个警员们可以倾诉的人。她与同事们分享自己的康复体会和有关创伤性脑损伤的信息，探望比利·埃文斯的遗孀和孩子们。
　　同事们将两名殉职警察的照片分别摆放在走廊里的两张桌子上，照片旁边摆放着鲜花和警察徽章，每个人在走进更衣室时都会从他们面前经过。
　　已经当了18年国会山警察的杰森·德罗什参加了埃文斯的葬礼。对骚乱事件的愤怒让他决定加入由7名警官提起的诉讼，指控特朗普在1月6日的袭击中所扮演的角色。邓恩和另外4名警官找到多位共和党参议员，希望说服他们支持调查1月6日的骚乱。只要有10名参议员的支持就可以否决阻挠调查议案通过。 他们走进办公室，各位共和党参议员都对他们说1月6日的袭击是多么悲惨，与他们亲切握手，深情地感谢他们的服务，但都拒绝支持他们。在5名警官看来，这是典型的政治谈话。
　　戈内尔在新闻中看着五人沮丧地离开参议院，感慨万千，失声痛哭。骚乱后，他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几个月来，他多次对妻子说，他想说出一直压抑在心中有关6日骚乱的真相。因为担心受到骚扰，甚至是威胁到生命的骚扰，他的妻子一直在劝阻他。但是政客的虚伪，以及拒绝支持这些每天确保他们安全的警官，让戈内尔再也不想保持缄默。
　　他联系了邓恩。接到戈内尔的电话时，邓恩正在一家商店里，听着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他泪流满面。戈内尔为自己没有早些加入他们向邓恩道歉。他知道成为国会山警察唯一的代言人会有多难。三天后，邓恩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遭受的磨难。
　　2020年7月27日 ，国会山警察爱德华兹、法农、戈内尔和大都会警察局警官邓恩、丹尼尔·霍奇斯在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为袭击事件作证。听证会上播放了监控视频，展示了警察所遭受的暴力袭击。视频中充满了令人不安的镜头。国会山警察爱德华兹：有警察倒在地上，他们流着鲜血，有的在呕吐。我看到同事满脸是血，我差点被别人的血滑倒。法农：暴徒扯下了我的警徽，抢走了我的对讲机，把我身上的弹匣抢走了。他们用拳头打我，还用类似金属的东西打我。戈内尔描述当天的骚乱是一场“中世纪的肉搏”。邓恩泪流满面地讲述了他是如何被殴打到失去知觉，以及他如何向袭击者求情，告诉他们自己有孩子。霍奇斯描述了骚乱者如何称他为叛徒，以及有人如何企图挖出他的眼睛。
　　听证会后，戈内尔重返工作岗位。一些警员直言不讳地对他在听证会上的诉说表示不满，称他不应该对特朗普和其他淡化袭击严重性的共和党人表示愤怒。一些同事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另一些人对他冷若冰霜。他从大家的态度中体会到大家支持着不同的党派。
　　戈内尔的许多手下已经离开了午夜巡逻队，或者已经不再是国会山警察。特里科什在企图自杀后不久于5月离职。高迪于6月辞职，调到联邦政府担任行政工作，然而即使远离警务工作，脑震荡的后遗症依旧困扰着他。现在，曾经性情温和的他对微小的干扰都会感到不安和愤怒。他给特里科什发短信说：“袭击事件让我明白，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顾及彼此的利益。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安东于7月辞职。他仍住在华盛顿，但会特意避开国会大厦。
　　2023年1月2日，美国国会山警察局局长汤姆·曼格表示，随着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像2021年1月6日针对美国国会以及国会山警察的冲击可能会再次发生，国会山警察也将要为此做好准备。■
　　
　　【作者简介】田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教师，长期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和科研工作，关注国外警务发展，发表了多篇外警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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